人类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是脆弱的，充满爱心的人在面对时间的时候尤其脆弱。邦达列夫在致中国读者的前言中写道：“与宇宙光阴相比，人间的一世纪只不过是一瞬间。但是，一个人只要震惊地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就会开始珍惜自己生存的日子，就会为历史上的痛苦矛盾和现实的含义而思索，或者把生活当作偶然的、无用的赠品，或者痛苦地寻求生活崇高的意义。”作家自己选择了后者，而且把这一选择结晶成散文随笔集《瞬间》。《瞬间》让我想起了《金蔷薇》，它们一样薄，却一样沉重。
《在包围中》不足千字，是一位中尉回忆二战的“口述实录”。他们的连队被德军包围起来，从望远镜里看到三个人影：一个德国军官、两个女人。女人一白一黑，都是俄罗斯人。黑女人大声喊道：“投到我们这边来吧！我们将提拔你们，爱护你们！”战士们被激怒了：“干掉那两个叛徒娘们！”他们只剩下两枝狙击枪，于是，连长和指导员一人瞄准一个，枪声响起，两个女人都倒下。最后，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只有五个人突围而出。从那以后，中尉仿佛发生了某种变化。突围的那天晚上，他的身后跟着四名战士，一边跑，一边射击，流着眼泪，自己想：“在我们变成鬼以前，已经死了数百万人。最先死的不是我们，最后死的也不会是我们。只是那两个娘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德国人叫她们干事，用的是武力还是蜜糖饼干呢？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？有可能，她们并没有罪？……”
什么是哲学？这就是真正的哲学。古希腊智者的讲学论道，宋代禅宗大师的棒喝顿悟，我总觉得有些矫揉造作。真正的“悟”非得到临界的状态才有可能出现。永恒的爱在刀刃上行走。在杀人与被杀像吃饭穿衣一样司空见惯的战争处境中，“爱”如何定义？“人性”如何定义？从古到今，中国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，绝大部分以国家利益、“正义”、“进步”为最高的价值标准。生死问题并不重要，不就是“舍身而取义”么？这样，每当涉及“心灵”的时候便轻轻地滑过去了。邦达列夫的这篇几百字的短文，比许多长篇都更引人思索：中尉做对了，还是做错了？假如换了自己，会怎么做？我们剥夺别人生命时依赖的那些准则是否绝对正确？人类在“无爱”的环境中如何保存“爱”？人类在“不自由”的时刻如何寻觅“自由”？所有的辩解都是徒劳无力的，一切都归到“内心”。所以，中尉“仿佛发生了某种变化”。这种变化是不是人自身神圣化的过程呢？
邦达列夫的作品，烙有一种无法言说的“在爱中忧伤”的印记，包括他的名作《岸》、《热的雪》、《选择》等。苏联瓦解后，俄罗斯社会的价值观也在急剧转换与重构之中。邦达列夫身在漩涡之中，依然坚持他的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的文学观。“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，‘生活过’一词应当意味着‘爱过’，尽管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作家曾经生活在英雄主义和报复的年代。”“是的，文学正捍卫着人身上的人性，并把它高高置于死亡之上。”这些“陈旧”的观点，是先锋派们不屑一顾的，他们喜欢的是玩弄花花绿绿的新潮理论时的晕眩感。然而，我在邦达列夫这位落伍者的身上，清楚地感觉到俄罗斯文学的某些独特的品性，例如悲悯感、负罪感、对心灵孜孜不倦的探寻、对道德似是而非的思考等。正是由于这种品性，俄罗斯文学即使处于专制主义残暴干涉的年代里，依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艺术高度。
《绝望》写一个男孩捉到一只鸽子，用剪刀剪掉它的爪子。鸽子撞在地上，为了飞起来，在绝望中用头、用翅膀、用全身挣扎，在柏油路上洒下一行行鲜血，留下一片片瓦灰色羽毛，工程师不解和愤怒地嚷道：“你为什么对鸽子这样？”男孩惊慌失措地低声答道：“它没有翅膀就不会飞了。”工程师把男孩扭送回家。家里只有父亲一人，穿着洗破的睡衣，身体虚胖，胡子刮得不干不净，从桌子旁边不大稳当地站起来时，一条假腿吱扭响了一下。他听完工程师的话以后，拳头往桌子上一捶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像一个掉进深渊的醉汉那样，绝望地叫喊道：“他是把你的腿剪掉了还是怎么的？”某些中国作家一提起弗洛伊德，便设计乱伦情节，还为此洋洋得意。而邦达列夫这样的大家，不着痕迹，轻轻一笔，便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题目是耐人寻味的，究竟谁生活在绝望中？生活的残酷性，从门缝中观察往往更加真切。在残酷的生活中，何谓善、何谓恶？佛说：“众生皆苦”，都是一群可怜的人儿啊！
《瞬间》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片断组成。成熟的艺术家才会创造出成熟的艺术品。邦达列夫自己说，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不会采用这种形式，“因为它好像是一座由现在通往过去的桥梁，一座由时代本身建造、似乎成功地跨越了空间的桥梁，一座从上面可以从容地细看河水流动的桥梁。”邦达列夫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“拯救心灵的运动”。在不久之前发表的一篇创作谈中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们经常关注自己的心灵生活，注重良心、诚实、善良、羞愧、怜悯这些观念，那么我们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会改观，人性的光芒就会大放异彩。”在后现代的喧嚣与骚动中，邦达列夫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，中国与俄罗斯面临着相同的困惑。此时此刻，翻阅《瞬间》，也就获得了一个与自己的心灵独处的瞬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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